噩梦开始

　　李洪福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，在家乡父老的心目中，他的形象顶天立地。

　　早在1993年，他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东营广饶县工商部门注册了一个注册资金为1.19亿元的公司——长远集团公司，主营橡胶、化工、摩擦材料等项目，他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。

　　短短几年，李洪福把生意做到了全国。

　　几年后，李在北京另成立了京远公司，作为长远集团的分公司开展在京的业务。

　　北京的业务开展并不像李洪福预想得那样顺利，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到了瓶颈，寻找合作伙伴，成为走出困境的急需。

　　2002年11月的一天早晨，50多岁的李洪福刚刚推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，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仪走了进来汇报，称有位叫张少青的老同志昨天来找他，对方称是李的朋友，是国家保密协会的会长。

　　李洪福并不记得自己有这样的朋友，但对方的身份令他颇为兴奋。王仪继续汇报说，张少青称他想与京远合作，因为他认识一位军界的朋友，该人目前在部队任要职，主管军队积压物资的处理，有大批的钢材要处理，利润相当丰厚。

　　李洪福觉得公司的转机来了。他立刻让王仪拨通了张少青的电话。当对方得知李洪福就在旁边时，立即要求与李通话。

　　李洪福接过的耳机里面，立马传来对方热情的问候：“李总，你好吗？自打上次大都饭店分手之后，我一直没见到你，我想你呀，老朋友……”

　　张向李洪福介绍了大致情况，李洪福非常兴奋。他表示愿意尽快与张及部队首长面谈。双方确定次日上午见面。

　　次日一早，李洪福与王仪驾一辆奔驰S320接上张少青，三人驱车前去与那位神秘的首长见面。

　　李洪福从张的谈话中得知，他不直接认识今天要去拜见的那位军界要人，是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的。

　　“他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，叫张大明，是山东济宁一所学校的副校长，他和那位部队首长的关系非常好。我非常信得过他。”张会长拍拍李洪福的肩，解释道：“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你来北京创业，没有几个得力的朋友你就寸步难行！”

　　李洪福连忙点头。

　　车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五棵松附近的太平路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招待所太平路分所，就坐落在这里。

　　车刚刚停在门口，就有位中年男子立刻走上前来，拉开了张少青一侧的车门。他与张少青握手问候。

　　等李洪福、王仪都下车时，张少青拉着中年男子给李洪福、王仪做介绍：“这就是我说的朋友张大明，你们山东的老乡。”

　　张大明领着几位走进招待所大门，穿过大厅，来到三楼，直奔贵宾室。

　　贵宾室的门前，站了两位穿着军装的小战士，显然是这个房间的警卫。

　　此时，屋里走出一位30多岁的军人。他肩上的军衔显示是中校，操着江苏口音自我介绍：我姓周，叫周红生。首长已经在等你们了。

　　几位走进宽敞、豪华的会客厅，周红生招呼他们坐下。

　　这时候，套间的门徐徐拉开，走出了部队首长。他身高一米七左右，微胖，50多岁的年纪，黝黑的方脸上有几块白癜风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派头。他身着一身崭新、笔挺的将军服，肩上闪着少将军衔的徽章。

　　他缓步来到会客室的中央，站定。周红生将几位客人分别向他介绍。首长抬起右臂，等待几位主动伸过来的手。

　　一一握过手。他一边招呼大家坐下，一边操着东北口音将周红生介绍给各位：“这是我的警卫参谋，专门负责我们今天的护卫工作。我本人姓董，叫董昆仑。我的主要权限是负责军队企业积压物资的处理。”

　　周红生上来插话：“由于首长是这个岗位上的主管，所以找他联系业务的人太多了，我们简直要应接不暇了。”

　　“我眼看就被搞得焦头烂额了。”董昆仑操着东北口音说道：“都是关系户，都是老朋友，答应谁，不答应谁，我无法决断，非常难办。”

　　坐在李洪福身边的张少青小声说：“所以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会，来个捷足先登。”

　　李洪福没有什么表示，他在仔细听着董昆仑的介绍。

　　悲剧进行时

　　周红生打开董昆仑的大皮包，从里面取出一沓材料，交给了李洪福。王仪也凑了过来。

　　这些书面材料里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红头行文，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的证明，上面清楚地印着——中心主任董昆仑，还盖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的公章。

　　在另一份文件里，有中心的财务公章的印记，还标着开户行和银行账号——建行月坛南街分理处，账号****(普通账号)。

　　王仪小声道：“据说，军企如果在银行开户，是相当严重的！”

　　张少青也立刻说：“没有军级以上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是不行的。”

　　李洪福听了，点点头。他的眼睛离开文件，转向董昆仑：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情况，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？”

　　董昆仑听了，没有立即答话。他不慌不忙地拿起茶几上的中华烟，取出一支，点燃，吸了一口，吐出烟雾。他眯眼望着升腾的烟雾，说：“第一，我要看你有没有诚意；第二看你有没有决心；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：你的经济实力怎么样？只有这三条都具备了，我们才可能深入谈一些细节问题。”

　　李洪福思忖了一会儿，刚要说话，董昆仑做了一个手势，打断他，说：“我听朋友介绍，你是大公司，很有实力，这一点我确信不疑。而且我还知道，你李总很有气魄，是个做大事的人。特别是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你目前的公司运作不顺利，急需找到一个好的项目打翻身仗。”

　　一席话说得李洪福心服口服。他刚要说话，对方又打断了他：“我建议你不要急于表态，我给你留个时间，由你好好想一想，等想好了再说。”

　　然后，董起身同大家告别：“我还要参加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，午宴的时候还要接受中央首长接见，所以就不陪大家了。中午由周参谋安排几位的工作餐……”

　　几天后，第二次洽谈。董昆仑对合作方式谈了个人的意见：“一、需要合作组建一个公司。由你方出资5000万元。公司注册成立一个月内，5000万元再如数返还你方。二、由于积压物资太多，我们只处理积压的废旧钢材这一项。仅这一项，一年的利润就是几个亿。如合作成功，我每年给你总利润的6%！这可是几千万的利润！三、我要让你李总穿上军装，拿到副军级的少将军衔，担任我调节中心的副主任，还给你安排四个入伍的名额……”

　　董昆仑说罢，将先拟好的协议草案拿给了周红生，由周交给了李洪福。

　　此刻的李洪福，已经是热血沸腾了。他看过协议草案，董昆仑刚才的几点意见都写进去了。

　　董昆仑建议他把协议草案拿回去，认真地看，再谈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。并要求李在没有实质进展之前，一定要注意保密。

　　2002年12月20日，董昆仑与李洪福分别代表各自的一方，在《合作协议书》上盖上了单位的公章，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由此，他们确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关系。

　　接下来，双方着手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。

　　《合作协议书》第一条规定：“乙方向甲方账户打入5000万元人民币合作资金。必须在合同签订后72小时之内打入甲方账户。”

　　但是，他的公司目前正处在困难时期。他账上的库存资金捉襟见肘，到了12月27日，才分几笔向董昆仑账户打入了46万元。12月30日，汇入300万元；2003年1月13日至16日，汇入82万元和750万元；1月17日，董昆仑从京远公司分两次提取现金40万元。

　　就这样，零打碎敲，到2003年5月7日，京远公司才往董昆仑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 的账户汇入了2788万元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董昆仑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宽容。他没有纠缠于合同条款的细节问题。由于他的账户是普通账户不能提现，他要求每汇一笔款的时候就送些现金过去，并出具转账支票让京远公司为他兑换现金。他先后从李洪福的公司提现十几笔，共计182万元，每次都出具了收款收据，中规中矩。

　　有一天，李洪福找到董昆仑，说：“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，我已经汇给你2788万元，剩下的2212万元的缺口我实在是堵不上了。”

　　董昆仑平静一笑：“没关系。差额部分我来想办法。你不要为此发愁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”

　　2003年3月，李洪福的长远集团有一笔生意急需资金，没有着落，李洪福情急无奈，找到董昆仑。董昆仑二话没说，立马退回李1000万元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日子里，李洪福隔三叉五地与董昆仑联系，不是上门找，就是打电话，一直追问资金是否到位，公司到底能不能注册成功。董昆仑一直告诉他：“快了，快了。我们都耐心地等等吧。其实，我比你更急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一直持续到2004年10份，眼看合同签署将近两年，除了李洪福投给董昆仑1700多万元外，京远的业务陷于停滞。

　　李洪福开始觉察到大事不妙，他决定找董昆仑洽谈，解除合同，撤回资金。

　　然而，此刻，他再也找不到董昆仑了。这位少将仿佛突然之间蒸发了。

　　李洪福找到部队领导机关，得到的答复是：部队从没有所谓的“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。至于“董昆仑”，在“少将”档案里“查无此人”！

　　李洪福这时候才明白：自己真的上当受骗了，1700多万元的巨款被卷走了。

　　被逼无奈，他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。

　　巨骗走单骑同伙串串烧

　　董昆仑是一个骗子。

　　他出生于1948年，原籍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。1992年，董昆仑辞职来北京打工没几天，便流入社会开始了行骗生活。1998年7月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，1999年11月释放出狱。靠在监狱的朋友，他认识了一个姓肖的。这肖某带他见了李万通。李自称是总后勤部后勤处的处级干部，可以搞到军队积压物资。为了联系客户，李把一个叫孙谋利的人介绍给他。

　　孙谋利给董昆仑的名片上印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驻大连办事处主任”，并称自己真实的身份是总参谋部远东情报部部长，少将军衔。孙指示董昆仑设法拉5000万元资金进来，在北京设立一个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，由董当中心主任，孙当政委，并称自己跟部长的关系非常铁。

　　董喜出望外，梦想着一步登天。

　　这天晚上，董昆仑给孙谋利打电话，想跟他谈拉资金的情况。他联系到了一个名叫张大明的朋友。张大明拍着胸脯向他打保票,他认识全国某协会的会长，一定能搞定。

　　董昆仑始终也没有联系到孙谋利。他来到跟孙第一次见面的招待所餐厅，希望孙谋利能出现，却在卫生间旁的锅炉房无意发现，孙正在里面烧锅炉。

　　董昆仑气急败坏地让孙给个交代，孙轻蔑地看着董昆仑：“你我不都是一个鸟样儿？招摇撞骗！”

　　一句话噎住了董昆仑，他立马没了脾气。

　　孙接下来劝说他，虽然军队企业积压物资的事也是假的，但只要两人合作，一定能让假事变出真钱来。董昆仑终于被说服。

　　第二天，孙谋利在大连为董昆仑在银行设立了一个专用账户，账户上的名字是“董天民”。董天民是董昆仑的原名，因犯罪被判刑，北京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他的劣迹，于是他回到东北老家，通过当地派出所的熟人，改名叫“董昆仑”。但他把原来的身份证留了下来，如今派上了用场。

　　孙谋利交代董昆仑，在北京把钱弄到手，尽快把钱汇到大连的户头上，然后把北京的账户一撤，远走高飞。

　　按照孙谋利的指点，董昆仑开始实施他第一步罪恶计划——他流窜到天津，在街头小贩手里，花40000元买了两套带少将军衔的足能以假乱真的军服；又花了800元刻了两枚公章，一枚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企业积压物资调节中心” ，另一枚是“中心”的财务专用章，顺便还伪造了军官证、任命书。

　　第二步，伪造“调节中心”的红头文件用纸、制作名片。

　　第三步，伪造总后勤部红头文件。托人在建行月坛南分理处开设了“调节中心”的普通账户。

　　第四步，在太平路46号招待所包了房间，并找来几个同党装扮打点。那个假冒的中校警卫参谋便是其中的一个，他是董昆仑在公主坟桥下找的。

　　第五步，通过张大明，找到张少青。张大明是骗子，张少青所谓的国家保密协会会长自然也是假冒的。

　　一连串的骗子，结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骗子链条，经过一番苦心地经营和搜寻之后，把目标锁定在了李洪福的身上。

　　董昆仑一下子捞到了1700多万元。

　　疯狂地吞噬

　　对于董昆仑骗得的1700多万元的巨款，骗子“链”上的和相关的那些人就像苍蝇逐臭一样，整天追着他“分”钱。于是他把这笔钱一一支解，按照不同的等份，将其中一部分分别给了相关的“有功”的骗子。

　　同是骗子，董昆仑最瞧不起的却是为他“指点迷津”的锅炉工孙谋利。所以当董昆仑把1700多万元骗到手后，没有向孙透露实底，只是把长远集团汇入大连“董天民”账户上的20万元给了他，并在北京请了他几顿饭，就把他给打发了。

　　张大明，是董昆仑的牵线人，也是董昆仑的“功臣”。张大明向董昆仑提出借400万元。董二话没说，按照张大明的要求，把370万元汇给了山东省济宁某中学，另30万元给了张大明。张大明曾经是济宁一所中学的教师，后来办学校三产，他作为承包人当了学校三产的老总。由于经营不善，连年亏损。几年下来，他欠下了数百万元的债务。为了还债，张大明来到北京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认识了董昆仑，惺惺相惜。董汇给济宁某中学的370万元是以捐助费支付的，实际上大部分钱是为张大明还债。

　　董昆仑没有给自称“国家保密协会会长”的张少青一毛钱。

　　董暴富后，与其离婚10年的前妻带着儿女来找他，董昆仑用前妻的身份证在方庄买了一套房，花了78万元。

　　2003年1月初，也就是李洪福的长远集团刚刚把750万元汇入董昆仑的账户里的时候，他便开出一张208万元的支票，在北京的月桂园一下子买下了三套住房。3月份，又支出165万元为自己的情妇施某某买了两套住房，为原先的情妇呼某买了一套住房。之后，施某某将两套房卖出，得到售房款120万元，离开了董昆仑。

　　董昆仑还用骗得的钱为侄子董怀买了一套房子，同样的，董怀没住多久，就偷偷将房子转卖给了别人，然后带着66 万元的房款，消失得杳无踪迹。

　　在董昆仑复杂的交往关系当中，有一个人是例外。此人姓安，是陕西省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，这个身份货真价实。安某通过该县的离休干部郭某认识了董。

　　2003年初，安书记亲自来到北京找到了一身少将戎装的董昆仑，希望董能帮助该县扶贫，董昆仑二话没说，将从李洪福长远集团骗来的1700多万元资金中，一刀砍出了350万元，汇入了安书记所在县的财政局。

　　云开雾散后

　　公安机关接到长远集团李洪福的报案后，高度重视，立即调配警力，张网缉拿。

　　经济犯罪侦查处的刑警们充分利用各种侦查手段，包括网上搜寻、重点排查，很快就锁定了几十名重点嫌疑人，后经过李洪福、王仪二人辨认，一致认定：照片中的第七号，就是董昆仑。

　　接下来，开始了漫长的抓捕工作。

　　从2004年12月31日接到长远集团李洪福报案，2005年1月26日立案，到2005年10月12日将董昆仑抓获，历时近十个月，办案组的刑警们历尽千辛万苦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此时，董昆仑的手中，只剩下29万元。办案组追查赃款下落，能够直接追回的4套房产，两项相加只值 200多万元。

　　审讯中，董昆仑直言不讳：“我们说的那个调节中心，根本就是假的，是完全虚构的。搞军队积压物资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即使能办，我也办不成。”

　　办案组在侦查预审阶段，为追缴被董昆仑挥霍的赃款下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。他们找到了施某、董的前妻和女儿，以及山东济宁某中学、山西省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安某。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董昆仑以捐助的形式汇给济宁某中学的400万元和山西省贫困县的350万元。这两笔共计750万元，成了办案组追缴中的一个难题。

　　当然最难的，还不只是追缴工作，而是董昆仑“骗子链”上的那些人。孙谋利、张少青、周红生以及帮助董昆仑去建行月坛南街分理处开设账号的杨鹏飞等，全都无影无踪。

　　由于董昆仑的侄子董怀已经携66万元房款逃之夭夭，而那个买了他的房子的房主，却必须为自己的疏忽而买了的“ 赃房”去承担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　　2006年2月9日，北京市公安局的《起诉意见书》送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。第一分院经过审理，以“京一分检刑诉字第【2006】38号”起诉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认定被告人董昆仑涉嫌合同诈骗，数额特别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并且有前科，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，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次犯罪，应予严惩。

　　2006年6月19日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并做出判决，认定被告人董昆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骗取被害单位巨额钱款，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，且数额特别巨大。被告人董昆仑还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行骗，其合同诈骗罪行为给被害单位造成巨额财产损失，犯罪情节、后果均特别严重，依法应予严惩。被告人董昆仑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新罪，是累犯，依法应当从重处罚。决定判处被告人董昆仑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　　(除董昆仑外，本文中人名、公司名均采用化名处理。)

　　(摘自《法律与生活》半月刊2006年11月下半月刊)